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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跟慈禧做生意,以信义著称, 晋商首富乔致庸骨子里其实就是个德商

2017-06-14 16:46:36 1471 +

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天下第一商帮”晋商有着突出的地位,起家最早,影响最大,在清朝,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申维辰在为《乔家大院》作序中说“晋商是一部值得中国人研读的书”。

从晋商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商帮的崛起是从明朝的“开中制”政策实施开始,使得晋商独享合法贩卖“官盐”长达120年。而真正使晋商得以誉满天下的又是山西票号,以雷履泰创办“日升昌”为标志,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作为一种极大的金融创新,可以确信,票号曾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而在山西票号的发展历史上,除了雷履泰外,又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人物,作为晋商首富,乔致庸知道“日升昌”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丝毫不妨碍他敏锐地察觉到票号的广阔前景,以自家的雄厚资本一口气开了“大德恒”和“大德通”两个票号。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

面对乔家众人的跪求和希望,背负着乔家大院的兴衰荣辱,经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和思想斗争,乔致庸被迫答应接管家事,成为乔家新任大东家。


“谋时就势,谋时难,就势更难;势利势利,有势就有利!”他明白,无论走哪条路,他的人生追求不会改变,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愿望一直指引着他前行。在乔致庸身上,不仅集中体现了当年晋商的企业家精神,更凸显了中国式企业家的杰出风范。

作为晋商的代表性人物,乔致庸一生致力于“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梦想。卖高粱、订行规、同化同行、疏通茶道,“汇通天下”更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抛开了金钱的、世俗的观念,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去努力运作。


司马迁曾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商人都是重利轻别离的。

可乔致庸不同,他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置于商道中,因而孕育出崇信尚义轻利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在他看来,经商之道,应恪守本分。

乔致庸作为一介儒商,将儒家的思想融入经商理念之中,常常告诫儿孙、掌柜、伙计们要讲信誉至上其次要讲义第三才是利


乔家的生意起源于乔贵发,但真正将乔家生意发扬光大的却是第三代的乔致庸,所以时人称“亮财主”。

一信、二义、三利,是乔致庸成功经商的理念。

而善于网罗人才,又是他能够使乔家商业长久兴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知人善任、慎始慎终”的用人原则,则是他成功经营“复”字号的关键。


对店里久用之人,乔致庸往往观察甚密。

那个在“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马公甫,老早就被乔致庸发现是个人才,但他一直不言语,直到有一天大掌柜告老还乡,他就让昔日的小伙计直接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


马荀原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不识字,但善于经营,小粮店每年都盈利。但总店:“复盛西”号却还要靠下属小粮店贴补。介于此,马荀就想给大财东一些建议,可一般情况下,大财东是不会见小店掌柜的。马荀却是一个精灵鬼,为见大财东,回到祁县后他谎称自己是大掌柜。见到大财东,这个自称大掌柜的人便把包头的商业情况,向乔致庸做了事无巨细的汇报。乔致庸发现这人口齿伶俐,业务娴熟,是个经商好手,便给他一定资本允许他的小粮店独立经营。此公能力果然不凡。不久,马荀真的成为“复盛西”分号的大掌柜,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让人忍俊的是,文盲马荀签名时,经常把“荀”写成“苟”字,但凡知道他的人都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在经营票号之初,乔致庸就靠慧眼挖到了一个票号奇才——阎维藩(1859年-1949年)。

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阎维藩善于结交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乔致庸早有耳闻。这个天赐良机正好被乔致庸逮了个正着。

当阎维藩辞职返乡欲谋新就时,乔致庸立即派儿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从半路把阎维藩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

经过一番交谈,乔致庸对面前这个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的经济牛人赞叹不已。当即聘请时年36岁的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

为报知遇之恩,加盟财势赫赫的乔家商号后,阎维藩殚精竭虑,在“大德恒”票号效劳了26年,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乔致庸虽为一介儒商,但对老庄的无为而治深得其味。

因此常能将大权下放给掌柜,让他们凡事自己拿主意,而自己则稳坐家中,运筹规划。

从乔致庸接掌复字号伊始,便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以儒治商,以儒兴商”。他崇德尚义,不管是为人处世还是从事商业贸易,始终以诚信为本,他乐善好施,施恩惠,善举无数,他宽厚仁德,待人和气,其宽其仁,远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他的义行善举不但影响教育了子孙后代,也深深地感染了掌柜、伙计们,塑造了乔家特有的商业文化。


乔致庸掌门时的家训,其主旨有四:一、要不忘祖训,奋发向上;二、要持盈保泰,视有若虚;三、要临深履薄,勤俭用度;四、要勤学上进,礼义传家。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

乔致庸性情恬淡,对权利银钱并不看重,反而极为喜好读书。也许是因为他的理想并不是经商,所以在乔家发展蓬勃的时候,还能急流勇退,将大权交与自己的子孙。

除此之外,乔致庸拥有乔家人一直流传的优点。那就是不忘初心,广行善举。尽管家财万贯,他一直强调不轻视任何人,严格要求家里禀行勤俭持家的美德。而同时,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却愿意拿出诸多钱两去帮助别人。

清朝末年,内外交困,又加上连年天灾,很多老百姓都吃不起饭。光绪三年,他所在的县城闹了粮荒,县里百姓遭遇饥馑。面对被饥荒所扰的百姓,乔致庸打开粮仓,接济百姓。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

闲置家中的期间,他在同治初年,不惜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

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

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

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

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纵观乔致庸一生,本应该走仕途,阴差阳错经了商,本质上他是一个儒商,更本质上他是一个儒(书)生,在为人、经商和治家等方面都贯通了儒家思想,以儒治商,以德为商,贯穿其一生。所以说,德不孤,必有邻,百多年前一代晋商典型乔致庸其实身体力行就已经诠释了这一理念。也所以说,乔致庸其实本质里他也是一个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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