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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特权,败也特权,晋商汇通“天下”为何没能最终汇通天下,值得当今企业家深思

2017-05-18 16:38:00 1320 +

今天德小秘看到一则新闻颇为震撼,雅虎,这个早在2000年时候就市值过千亿美元(2000年1月3日雅虎市值曾一度达到1280亿美元)的巨型互联网公司,这个曾经是Facebook、Google等现在互联网与科技巨头竞相模仿的企业,就在刚刚,以48亿美元的价格宣告破产,贱卖给Verizon,从此一个时代结束,一颗巨星陨落。


德小秘不禁想起了德国诗人里尔克《秋日》里的一句诗“主啊,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

跟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更迭似乎有某种神似,从萌芽到生长再到凋残,翻开历史画卷,许多当时盛极一时的大企业如今也沉入历史的浩瀚里寂静无声,例如芬兰的诺基亚,例如雅虎,例如山西票号。今天德小秘就带领大家去一探山西票号的故事,这个曾经让晋商无比自豪的汇通天下的梦想,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和它的落寞的故事。


山西票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发展壮大得益于获得了政府的特权(文章后面将提到),到后来的不思变革与时代脱节,而最终走向落寞却也跟特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任何只想通过与政府捆绑来获取利益,任何不想通过创新来发展的企业,最终似乎都将步入宿命里。


缘   起


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经理雷履泰,一个天才般的商人,在一个顺手人情里发现了一个重大商机。当时他在分管颜料生意时,常有山西同乡拜托,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两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再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


就是从这个看似平常的顺水人情里,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它的商机。通过与老板协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金融企业——日升昌票号诞生

而其实包括雷履泰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票号业务,还能在不远的未来让晋商再度绽放光芒。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作为全球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银本位制国家,长久以来,银两的输送(尤其长途)一直是一个难题,所以历史上镖局成为一大产业,“飞钱”、“飞票”等曾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作用,从水浒传等名著里也可窥见一斑。

而票号的出现,让货币(银两)的流通方式彻底改变


发  展

晋商的商业嗅觉都非比寻常,当然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比肩而力,仅隔一墙。


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平遥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凉州,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

其中,日升昌的分号有31家,蔚泰厚更达34家,为各家之最。平遥票号的示范效应让晋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机遇,其近邻的太谷、祁县也随即冒出了众多声名显赫的票号。


中国诞生股份合伙制企业是在商业繁荣的宋代——史称“合本”,比西方早了五百年左右。到了票号出现后,晋商在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制度上又有创新。因为一家票号之盛衰,与经理层的才干关系重大,所以在经营过程中,东家往往赋予大掌柜(总经理)以绝对的权限,同时在股权上予以激励性设计。

    

晋商的股权激励制度创新有两种:

其一是股俸制。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设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股本,以此为分红的依据。

其二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根据掌柜、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是为“顶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


票号的出现以及富有新意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区一举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扬州,俨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成了大清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后世的“华尔街”。

据统计,在票号发展史上,共计出现过51家票号,其中平遥22家,太谷7家,祁县12家,太原2家,其余8家为南方各省商人所开,由此可见“平太祁”票商的势力之大。极盛之时,山西票号汇兑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控制了全国金脉。

所以说,山西票号是中国工商业进入19世纪之后的最后一次重大创新



“交  情”



事实上,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发展至极,还有另外一条脉络,就是与清政府的“交情”,而这是它蓬勃发展的原因,也是它最终走向没落的根源。

票号最初的功能,是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属于民间金融服务,而它最终能够控制全国金融业,却是因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成了晋商最终衰落的原因。


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及协饷的汇兑权

京饷是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协饷是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自汉唐以来,官银押解均由军人执行,不容私人染指。

1851年太平军起事之后,各地商路断绝,朝廷不得不于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抚选择票号设法汇兑,这为晋商打开了一道获得大利的口子,从此,票号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后来的十年中,山西票号从14家增加到28家,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转为大额公款汇兑。这些存放在票号的公款都是不计利息的,因而为票商带来巨额利润。


第二个特权是晋商才能获得行业准入资质

在票号出现的前六十余年间,设立票号不需向政府申请注册。1884年(光绪十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

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


极  盛与谢  幕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1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


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老佛爷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

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与向来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晋商一向以“俭为美”,可是自从票商发达之后,也“由俭入奢易”,也极尽奢靡之能事。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万物轮回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


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

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

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日升昌宣布破产时,清查帐簿,其最大的京城分号存款额为80万两,放款则只有四五万两,与兴盛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写在最后——


成也特权,败也特权,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似乎也验证了老子的哲学理念,物极必反盛极则衰。如果要细细剖析山西票号的缘起缘灭时也可以发现,与政府谋利益,缺乏自主性,这本身也只能是一门子生意,是生意就免不了失之忽焉,进而与真正的事业就必定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而这也大概是当下中国企业做不大做不强最深层的原因。

历史的车轮到了今天,山西人因为地方闭塞,以及思想保守等种种原因,使这个晋商团体也陷入了没落的泥沼里。山西的再次崛起,就有待于山西人像历史上的那些优秀的晋商一样,拿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气去创新,去开拓,赋予企业与科技内涵,而这也是晋商的根本出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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